工美新闻

展览现场 | 2019第六届中国西部陶艺作品双年展

工美集2019-11-21


展览地点

四川福宝美术馆(新馆)

成都市成华区多宝寺壹号艺术中心

(成都市成华区槐庭路60号)

展览时间

2019年11月18日-2019年11月25日


      2019年11月18日,一场高规格陶艺盛会——“2019第六届中国西部陶艺作品双年展”在成华区多宝寺壹号艺术中心·四川福宝美术馆新馆隆重开幕。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200多件精彩陶艺作品集中亮相。陶艺家对泥土与火的亲密接触是从事其他艺术门类的人所难以体会的。今天向公众展出的两百余件现代陶艺作品是满足当代人审美与创新工艺融合的一场艺术盛会。

      本次展览由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中国美术家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四川省美术家协会、成都市成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中国西部陶艺文化中心、四川福宝美术馆承办,成都洛带华侨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景德镇陶瓷大学美术学院、上海世界手工艺博览会、四川省美术家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中外艺术文献馆、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四川民族学院书法研究所、中华陶瓷大师联盟、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四川像素艺术空间、北方陶艺文化中心、成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多宝寺壹号艺术中心协办。



      当代陶艺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陶是用来表达美之历史的,但它自身也有历史。作为中国西部唯一的陶艺常设性展览,“中国西部陶艺作品双年展”自2008年第一届创办以来,始终强调“现代性”和“当代性”。周晓冰介绍说,双年展在近十年发展中,具有引领性的学术意义和文献意义。“总体上展现出当下西部陶艺发展的精神风貌、探索创新和艺术表现,展览的持续举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了解中国现代陶艺、尤其是西部陶艺发展动态的窗口。”



      综观历届双年展参展作品,整体艺术水准逐渐上升,或以造型和釉色体现中国品质和语言;或写实和抽象,寄托作者艺术感悟;或吸纳传统中国符号呈现东方美感;或创意新锐体现现代生活时尚。参展作品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实用与表现中融入了作者的审美体验,展现出从传统造物观念走出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当代陶艺。“中国西部陶艺作品双年展立足西部文化土壤,通过五届的品格砥砺与学术积淀,既客观呈现出了部陶人对陶艺发展的深层思考,又较全面地体现出了当代陶艺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气象。”



      从某种意义上看,西部陶艺文化的发展历程与历届“中国西部陶艺家作品双年展”是同步的。中国美术家协会陶艺委员会和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委托周晓冰先生策划并主持了六届双年展,梳理并研究了西部陶艺文化现象。回顾八十年代初,西部地区涌现出了老一辈的毛超群、尹光忠、徐伯初、岳振、刘膺、程建华、谭知凡、李艾东、蒋雨田、刘也函、马行云、陈绍康、马成林、段禹农、唐英、周晓冰等一批代表人物,他们的参展作品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和认可。一方面可喜于有大批陶艺家尝试着进行观念的传达,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惋惜于某些作品观念传达的简单和粗糙,个性中折射的,乃是对当代陶瓷文化了解的浅尝辄止。虽然,陶艺家的思考是要通过手来完成,但却不能让手越俎代庖,代替大脑思考。大脑思考的养料供给,来自目识和深思,只有跳出陶艺并熟读时贤先哲,才能真正反思陶艺,创作出有深度的观念陶艺作品来。

      值得庆幸的是,本世纪初,西部崛起的一批具有新观念的“新生代”人物有当代著名的陶艺家孟福伟、许燎原、李黎、谢长敏、王胜利、杨志、骆小聪、荛波、叶宗明、李清以及后来崛起的陶艺新秀詹小英、吴兵先、郑建平、王崇东、郑研、邓红锦、何霞、何跃、吴松、吴白雨、唐国龙、张志龙、胡顺华、王健、王立富、王全厚、但东、杨坤、李青泉、周诗林、王惠萍等(历届展览都有他们的陶艺作品亮相),他们的挑战精神和勇于革新的陶艺作品,起到了引领作用。这个展览涵盖了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艺术院校个师生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充满时代气息和创新语言,体现了工艺的突破与创新,彩绘与塑造的结合,展示了当代性与西部地域特色的兼容性。还有来自美国、法国、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澳门的陶艺家,他们的作品在周晓冰先生主编的《西部陶艺杂志》上得以推广,为提升中国西部陶艺作品双年展的声誉和品牌影响力,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立足西部,放眼国际,以现当代陶艺为媒介,传播西部陶艺文化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中国西部陶艺作品双年展在中国美协陶瓷艺术委员会支持下,自2008年第一届创办以来,始终强调“当代性”的学术定位。双年展在近十年发展中,力求达到具有在推动新文化发展中,起到引领性的学术意义。总体上展现出当下西部陶艺发展的精神风貌、探索创新和艺术表现,展览的持续举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了解中国现代陶艺、尤其是西部陶艺发展动态的窗口。

      中国西部陶艺作品双年展立足西部文化土壤,通过五届的品格砥砺与学术积淀,既客观呈现出了西部陶人对重塑崛起曙光的深层思考,又较全面地体现出了当代陶艺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气象。

      西部地域风情和传统精神撞击着我们的艺术感知,燃烧着我们炽热旺盛的激情。在水与火的洗礼中,绽放着西部陶艺家的指尖艺术。



      中国西部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生活形成了独具特质的西部文化。从地域和文化个性上看,它至少可以划分为几个大的文化圈:黄河流域为中心的黄土高原文化圈,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文化圈,北方的草原文化圈,天山南北为核心的西域文化圈,青藏高原为主体的藏文化圈,长江三峡流域和四川盆地连为一体的巴蜀文化圈,云贵高原及向东延伸的滇黔文化圈,等等。这些文化圈各自具有相对明显的个性:黄土高原文化悠远古朴,伊斯兰文化充满异域色彩,北方草原文化热情奔放,西域文化彰显东西合璧之美,藏文化凝重神秘,巴蜀文化古色古香,滇黔文化富于人性化的欢乐。这种多样性的文化形态与各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观念、习俗、宗教、艺术以及其历史、环境相互关联,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关联体。西部文化本身又是一个多维性的文化,主要表现在其内在结构的多维性和历时形态的多维性。内在结构的多维性表现为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宗教文化与中原儒家文化的融合;历时形态的多维性则表现在游牧文化、农耕文明、古波斯文明、古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的融合。因此,由于西部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和多维性,艺术家在其艺术作品中也往往表达着这种文明的多重性。

      西部的神秘性往往意味着西部地区远离现代文明,但如果我们超越这一单纯的地域层面去理解它,就会发现西部文化所特有的生命关怀意识。西部文化中贯注着一种生命之魂,主要体现为一种对生命精神的弘扬和对原始生命力的表达。从众多反映西部艺术的作品中我们得知:这种生命力以牛羊为生活,以风雪为伴侣,与日月同升落,与自然万物相毗邻,成为大自然的一个有机元素,极具恒定性。西部的神秘性体现在不同艺术门类的艺术作品中,也可理解为西部文化所具有的鲜明的宗教文化色彩。如果说动态的游牧文化是草原民族生活的体现,那么这种流动性的游牧生存方式还不足以保障人们完全应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挑战。西部人或许曾经切实地感到在辽阔浩瀚的草原和大漠面前,自身生命是如此的渺小和脆弱,因而人们的精神更需要某种幻想和安慰,这便构成了西部宗教文化的精神土壤,西部艺术便是在这种宗教氛围中生长繁衍。但西部艺术家们并不是以宗教的名义来进行艺术创作,而是在宗教文化色彩的艺术呈现中,寄托自己的现实情感和生命体悟。

      在与主流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比照中,艺术家们对西部的自然山川、人文地理,以及由多元文化因素相融汇的独特地域文化,有着特殊的敬畏感与认同感。正如知名学者赵学勇所言:“西部是一个多民族话语的展演空间,是一个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混杂的地带,是一个汉唐文化、陇右文化、敦煌文化、草原文化、雪域文化、大漠文化、绿洲文化寄生的土壤,是一个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宗教文化融汇的场域”。由于这些自然、文化的因素影响,使得西部艺术尤其值得肯定是其中流淌着的那种强烈的生命精神和诗意的生命关怀。正因如此,西部艺术的精神气象无不彰显出西部民族的深厚底蕴。无论是游牧文化、农耕文明、城市生态、乡土气息,还是宗教色彩,在众多西部艺术家的人文观照下都体现出一种极具诗意的生命关怀。由于各自生存体验和表达方式的差异,他们的艺术作品在形式语言、题材选择和情感表达等多方面凸显出鲜明的西部性和现代性。

      纵观历届中国西部陶艺作品双年展及国内外主流陶艺大展,西部陶艺作品大多呈现出西部文化的广袤性。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是陶艺家们集中关注的两大主题,这种一动一静的生命迹象既是自由而忧郁的,也是带有乌托邦式的,体现出陶艺家们对西部这片土地的热爱或对故乡的赞扬。陶艺家们以各具特色的艺术语言书写着富于生命激情和原始震撼的西部人物以及各具风情的西部故事。西部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鲜活的、未被现代都市文明所修饰的、原生态的生命意志和人性形态,是我们在西部陶艺中常见的极具感性活力和生命冲动的审美元素,也是众多陶艺家们所热情肯定和颂扬的对象。在现代都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参照之下,当代艺术家更容易被西部边陲的那种劲气四射的生命活力所打动,艺术家往往对那种奔放而本真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表现出特别的亲近感,并对原生态的西部精神和自然人性产生一种由衷的膜拜。这种心理倾向往往促使艺术家不自觉地疏离“北上广深”的中心文化,而去追寻西部本色的生命形态,去关注和讴歌本色的西部之美。

      本色的西部文化滋养着西部陶艺家,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关怀去拥抱西部文化,并试图以此为基点通过泥与火的艺术语言去描绘和构建现代人的精神家园。他们在其作品中塑造西部生命精神和文化性格时,往往会表现出虔诚的心理状态,而这正是西部陶艺家的主体意识和个性追求的自然体现。诸多陶艺作品中所呈现出的那种本色的生命精神和独特的人文色彩由此而生成,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苍茫而神秘的西部高地,既是西部本色人性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圣地和母体。西部陶艺中所张扬的这种本色人性和生命精神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生命力,它与日月共生,与天地共存。西部不是荒漠、严酷的代名词,也不仅仅意味着奇风异景,更不是与东部和沿海脱离的边陲小地,它存在于华夏版图之中,因其历史沉淀、人文精神、民族观念的特殊性,在它的怀抱里更能孕育出艺术生命的独特乐章。在物质至上、拜金意识横流的当代社会,这种本色的西部生命精神,更加彰显其纯净的精神维度。西部陶艺以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和浑厚的文化因素为背景,塑造出西部原始而质朴的生命,以及对生命个性及其价值的独特理解。由于其特殊的地域性,使得西部陶艺家们在艺术语言、题材选择及情感表达上有着更高的审美追求。

      著名作家周涛曾经谈到:“越是荒凉的地方,爱越是容易凸现出来,信念越是像背水一战的决心那样决绝地耸立起来,有如中国西部那些挺拔不屈的山脉”。通过对众多关于西部题材的陶艺作品的具体分析,不难发现:各地陶艺家在各自的艺术创作中传达着一种共通性的价值元素——爱,既是对西部的热爱,也是对生命的热爱,这种对爱的价值追求折射出陶艺家对生命意义的无尽追问。在西部这块特殊地域的粗糙而坚硬的外壳下,蕴涵着某种值得倾力书写的人性温情,对于陶艺家来说,感受西部,创作西部,抒发西部体验的过程也是对生命的一种直接感受的过程。陶艺家对西部生命的诗意关怀,还表现在他们把西部的自然风土、西部人的生存状态赋予强烈的生命礼赞,并以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建构起艺术家主体与西部现实之间的审美关系,这便形成了西部陶艺所特有的生命关怀和鲜活质感。

      西部陶艺的文化根性归结起来是一种天、地、人、神四者的自由关联,是一种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语言、人与存在的自由关联,是一种非强制的关联,是一种相互占用而各成其是的关联。这种自由关联维护所有关联者的自由和尊严,也引领西部人采取全新的生存姿态:既不在任何时候低头下跪,无论是面对他者可怕的威胁还是巨大的恩宠;也不在任何时候趾高气扬,无论是面对可支配的自然万物还是弱小的他者。这种文化关联是西部人在漫长的生存历史中逐渐形成的诗性特质: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隶,而是一种既维护他者又守护自身的“自由关联体”。基于这种理念认知和人文关照的视觉形式在众多陶艺家的艺术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更进一步说,人之所以为人必须是得在特定的生存关系中存在或生成为自身,即海德格尔所谓的“在世界中存在”。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关系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神灵、人与他人三大关系,从这种意义上看,西部陶艺所植根的广阔土壤乃是西部历史和西部人文相互交叉的生存关系史。

      陶艺家以陶土为材料媒介,以意境为诗性语言,通过艺术创作达到审美之境。诚如朱光潜所言:“创作和欣赏都是要见出一种意境,造出一种形相。”意境在陶艺创作中既是心物交感的情景合一,也是一个“观物取象”的认知和创造的过程。“观”是对外界事物的直接观察和感受,“取”则是在“观”的基础上的提炼、概括、抽象和创造。在三维空间映射下的陶艺作品是陶艺家对其所处生存语境的现实回应,这种现实回应在陶艺作品的诗性语言和陶艺家的个体生命体验的相互作用下,往往会形成了一种具有神圣关怀的诗性空间。这种“诗性空间”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审美意境,因为艺术的诗性空间源于艺术的本质,艺术的本质既不是从“艺术”的经验事实中归纳出来的东西,也不是某种主观审美的结果;艺术的本质应该是一种神圣的“使命”,它是由人生存的基本要求所决定的。就此而言,西部陶艺的诗性语言是由西部人在西部文化土壤上的生存机制所注定的,西部陶艺的精神价值不仅显现在艺术和美学领域,更应是人类生存视野中的一朵奇葩。正是由于西部人身上天然地体现着一种坚韧的生命意志,一种具有强烈主体性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追求,因而作为对艺术本质和生存使命的回应,陶艺家的思考与创作无疑是在西部文化根性上的一种生存的选择、决断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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