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清丽秀雅的苏式建筑与苏作工艺

      苏式建筑与苏作工艺同出一脉，无论汉晋、南朝时期兴建的吴地佛寺道观，还是宋元明清时期古城内外建造的私家园林或古民居，从建筑外观到室内陈设都反映出苏州工匠造物的一种共性特征，即以清丽秀雅为核心，以精细灵巧的造物工艺展现出文人文化与工匠文化的高度融合，折射出江南士民特有的思维方式、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成为令四方仰慕的文化样式，称苏式、苏派或苏作。

      “香山帮”是苏式建筑的创造者、建造者。初时的“香山帮”只是指以吴中香山地区所涌现的具有高超技艺的能工巧匠，以后又逐步扩展到以香山工匠为核心的“香山地域”，包括香山、花墩、外塘、水桥、郁舍、蒋墩、陈华、舟山等自然村的工匠群体。他们是以木匠领衔，包括泥水匠、石匠、漆匠、堆灰匠、雕刻匠、雕塑匠、叠山匠、彩绘匠等全部古建工匠，叠石理水、掇山植树、人工造园、建屋造楼是他们的特长，最兴盛时期，“香山帮”工匠队伍有五千人之多。清徐翥先《香山小志》“物产”云：“香山梓人圬者十之五六......”    
      “香山帮”建筑营造以布局机变、结构紧凑、色调和谐的建筑外观和奇妙臻巧的内部梁架结构，精美灵活的腰檐转角，以及丰富多彩的内外装饰而闻名，既不同于北方建筑的雄伟、敦厚、浓重与规整，也有别于岭南建筑的轻盈、自在、敞开与兼容，凸显出巧、精、雅、糯的建筑特色风格。

苏州园林沧浪亭

      “香山帮”的发展与江南园林的兴建密切相关。春秋时期的吴越苑囿和宫苑就显现出江南园林的雏形；滥觞于汉代的江南园林在六朝时期实现了从皇家、公侯园林向私家园林的转变，形成了士人和寺观两类园林的新形式；唐代尤其中唐以后，在文人以诗入园，以画布局理念指导下，私家园林的造园艺术不断升华；至宋元，以文人造园为文化主流的私家园林之造园艺术更趋成熟，并波及皇家、寺观园林和游豫场所。如果说春秋时期勾吴宫台的建造孕育了“香山帮”工匠，汉晋至南朝吴地王公贵族园林和佛道寺观的建造完善了“香山帮”建筑文化；那么宋元至清前期姑苏私家园林的大量兴建则使“香山帮”建筑营造技臻巅峰。
      苏式建筑以苏州园林建筑为代表。宋室南渡带动了大批官宦、商贾和文人墨客迁徙苏州，他们纷纷建造豪门大宅及私家园林，使本已十分繁荣的江南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当时苏州建有私家园林118处，并从府城向县城和乡镇扩展。
      沧浪亭原是宋代苏舜钦（字子美）遭贬谪后流寓苏州所筑。该园绿水回环，垂柳迎风，临水山石嶙峋，复廊蜿蜒如带，廊中的漏窗将园林内外的山水融为一体。置身于这个园林，既可尽享城市明月清风之乐，又可品味远山近水之情。
      元代的园林建造虽不如前代，但造园之势依然不改。狮子林始建于元代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僧天如禅师为纪念其师中峰禅师建菩提正宗寺，元末天如禅师的弟子则“相率出资，买地结屋，以居其师”。明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倪瓒（号云林）途经苏州，曾参与造园，并题诗作画。狮子林建筑由祠堂、住宅与庭园组成，主厅燕誉堂等保留了元代风格，庭院内叠石起伏，怪石林立，水池萦绕，飞瀑流泉，花木扶疏，四周长廊环绕，花墙漏窗变化繁复，可谓移步换景。
      明代，苏州造园之风更盛，有园貌记载的达280多处。王锜《寓圃杂记》载：“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輿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之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伎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
      拙政园和留园是明代园林。明正德年间（公元1509年），弘治进士、嘉靖御史王献臣仕途失意归隐苏州后，聘文征明参与设计蓝图，历时16年建成。该园布局疏朗自然，楼阁轩榭以池水为中心而建，山石、古木、绿竹、花卉，构成了一幅幽远宁静的画面。留园原是明嘉靖年间太仆寺卿徐泰时的东园，清嘉庆年间刘恕以故园改筑，名寒碧山庄，又称刘园。清同治年间盛旭人儿子盛宣怀购得重加扩建，始称留园。该园既有山峦林木之情，又富深邃曲折之趣，景区以墙相隔，以廊贯通，景色相互渗透，虚实相间，藏露互引，厅堂、书斋、庭院，以及凉台燠馆、风亭月榭，汇聚成富有韵律的整体。  
      清代的苏州园林建造之风依然不减，尤其乾隆时期，府内有名的园林众多，如网师园、怡园、可园、曲园、鹤园、藕园等。其中网师园始建于南宋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旧为宋代藏书家、官至侍郎的扬州文人史正志的“万卷堂”故址，花园名为“渔隐”。至清乾隆年间（约公元1770年），退休的光禄寺少卿宋宗元购之并重建。

网师园“藻耀高翔”砖雕门楼

      近代以来，即使不断遭受战乱，传统园林建造有所式微，但同治、光绪以后有所复苏，至清末城内外仍有园林170多处。
      明清以来苏州建造的大宅也不少，现存西山雕花楼和东山雕花楼堪为佳构。西山雕花楼是一处体现明式风格的清代古建筑群，原名“仁本堂”，始建于清康熙年间西山最显赫的大户人家，后经徐氏后人陆续改建、扩建，集中了康熙、乾隆、道光、咸丰四朝建筑风貌。东山雕花楼，原名“春在楼”，是上世纪二十年代“香山帮”的典型杰作，建于民国初期，由上海做棉纱生意的金锡之、金植之兄弟为孝敬母亲而建，为江南近现代中西合璧建筑之魁首。

      宋以来，苏州私家园林和古民居的建造，从立意、构图到景点的营构都与诗画紧密结合，几乎“无雕不成屋，有刻斯为贵”，砖雕、木雕、石雕和室内装修及家具陈设与苏式建筑水乳交融，为厅堂楼阁等建筑增添不少亮色。

苏州园林砖雕装饰

      砖雕是苏式建筑不可或缺的重要装饰元素。砖雕属“香山帮”泥水匠一族。分“泥水”和“砖细”两类。砖细包括砖雕，即对砖块进行加工，即在烧制后的青砖上雕凿各种图案或形象，用于诸如门宕、窗宕、贴面、漏窗、砖细坐凳栏杆，宗教建筑的砖塔、砖幢、无梁殿和建筑物厅堂前的门楼、照壁，以及内墙的墀头与裙肩等。作为建筑营造画龙点睛般的装饰，砖雕伴随着明清时期苏州古典园林和古建筑、古民居的大量建造而声名鹊起，并在康、乾、嘉三朝达到高峰。清人钱咏《履园丛话》说，苏州大宅“大厅中必有门楼，砖上雕刻人马戏文，玲珑剔透。”据有关部门1982年调查，苏州古城内遗存的明清时期古建筑砖雕门楼有297座，如包括原吴县（现吴中区和相城区）各乡镇有近800座。大凡石库门内均有以砖雕为主要装饰的门楼或门罩。所谓门楼，即以水磨青砖作为大门的一种装饰，顶部常以仿木斗拱支撑飞檐翘角，显现出城楼一般的壮观；所谓门罩，即在门框上用水磨青砖砌成向外突出的线脚及装饰，顶上覆盖瓦檐。这些砖雕门楼或门罩以富含文化意蕴的吉祥图案、书法文字和清丽秀雅的雕饰、精巧纤细工艺组成，凿刻精微、层次感强，风格或典雅或绮丽。

苏州古建筑的砖雕装饰

      洞庭东山“明善堂”为明代民居建筑，位于东山杨湾上湾村古村落。其门楼和影壁装饰砖雕处处透露着农耕时代“书包翻身”后的富足。门楼飞檐翘角，气势不凡。网师园万卷堂砖雕门楼，高大秀美、气宇轩昂，虽建于清代，却是在宋代遗构上建造的，至今三百余年来风采依旧。
      清代的砖雕门楼可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同治一直排到光绪、宣统和民国。即使经过近百年来巨大变迁，仍可从现存的砖雕门楼里看到苏派砖雕之精粹。清代最具代表性的砖雕门楼要数建于乾隆年间的大石头巷“四时读书乐”门楼。门额题楷书“麐翔凤游”，左边兜肚为“柳汁染衣”，描绘妻子为郎进京赶考赶制行囊的忙碌场面；右边兜肚为“杏花簪帽”，刻画新科进士簪花戴帽游走街市；门楼上枋雕琢福、禄、寿三星；下枋以元代翁森的劝学诗“四时读书乐”为题，分别雕刻春夏秋冬四组图案，犹如一幅幅民风俗情画卷。
      木雕是苏式建筑的重要组成，大大增强了建筑内在结构和外在形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成为室内外装饰与陈设的重要工艺。唐宋以后的苏式建筑讲究精巧的内外装饰，即使是普通民居的窗格上也通常镶嵌有木雕“结子”，或在窗板上刻有兰草、松、竹、梅和褔、禄、寿等花纹图案。园林亭榭楼阁内的隔扇、飞罩、挂落等更是雕刻得美轮美奂。如拙政园西部留听阁内有一堂以红木制成的“岁寒三友”明刻飞罩，画面布局轻松活泼，两边下部散置着嶙峋山石，松竹梅参差分布其间，并错杂交织向上环成新月形，居中一对鸟雀富有动感，展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苏州古民居的木雕装饰

      古民居集木雕之大成者可数西山雕花楼和东山雕花楼。西山雕花楼的梁柱、门楣、长窗、檩枋等处都有精美木雕花饰，内容有花鸟鱼虫，戏文故事等，雕工精致、疏密有致，所有雕饰图案或纹样无一雷同。东山雕花楼的木雕更为丰富，第一进楼下大厅，举凡梁柱门窗、栏杆扶手满是雕刻，有“指日高升”“鹤鹿同春”“八仙过海”“凤穿牡丹”等，包头梁内的三个平面镶有四十八幅黄杨木雕“三国演义”的故事；前楼下层的长、短窗上分别雕着“二十四孝”的传说故事，尤其是六块障水板，雕满山水人物，内容繁复且有章法，层次叠加却有条不紊；前厅厢房半窗的夹堂板和长窗裙板上，分别浮雕古人发奋读书、少年登科的“二十八贤”故事等，蔚为大观。
      苏作红木家具是园林厅堂建筑内的主要陈设，其榫卯工艺由木结构建筑的大木工艺演变而来，不论椅子、茶几还是条桌、书架，造型秀雅、结构精炼、比例匀称、线条流畅，充分反映出天然材质的自然特性和艺术气质，还有室内装点古玩或工艺陈设品的几、案、架、台座等，不仅平添了丰富的生活情趣与文化品位，更与建筑内外的装饰相映成辉。

苏州园林建筑内的飞罩

      苏式建筑与苏作工艺的形成与苏州优越的生态环境和地理条件、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独特的人文条件密切相关。
      苏州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太湖之滨，长江南岸入海口处，京杭大运河贯穿全境，具有通江达海的便利。苏州境内水道纵横、水网密布、河港交错、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食则稻鱼菱藕，居则枕河人家，行则舟桥两便，业则渔殖蚕桑，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太湖沿岸丛山间的太湖石、花岗石和茂密树木以及阳澄湖畔的细泥等自然资源，为苏式建筑和苏作工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源和条件。
      苏州的经济、文化至北宋益见繁盛。《吴郡图经续记》载：“自钱俶纳士至于今元丰七年（1085），百有七年矣。当此百年之间，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实太平盛世也。”高宗南渡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至明代中叶以后，苏州城市经济更为活跃，手工业快速发展。其时，苏州户口数与京师粮赋数居全国一百五十九府之首，不仅商贾云集、工技比户、物通南北，而且世风醇厚、文化发达，乃有“天上天堂，地上苏杭”之誉，至清康熙时期愈显举国之首地位。清隐士沈寓云：“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
      苏州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西晋“永嘉南渡”，唐代“安史之乱”和宋代“靖康之变”促成了三次北人南迁。大量精英或世居，或流寓苏州，使苏州成为文人涌聚之地，学派林立，文化昌盛，人才辈出。据有关资料证实，自隋朝到清末，苏州一地涌现出一大批进士和状元，尤其明清两代，苏州出了30多名状元，上千名进士，仅清代就有苏州籍状元26名，进士600名，占江苏省一半以上。他们衣锦回乡后往往不惜巨资营造深宅大院及私家花园，由此刺激了与生活起居及文化消费相关的手工艺的兴盛。加上一些失意文人，包括贬谪、隐退的官吏，无心爵禄的名士、崇尚风雅的儒商，也纷纷建造私家花园，既从中安享山水之乐，又免跋涉之劳，并由此赢得心理和精神的抚慰。

苏州园林拙政园

      明清两朝的苏州文人在造园造物上投入了巨大热情，他们间接或直接参与了大宅或私家花园的建造以及室内陈设从设计到工艺的意匠，以诗入园，以画入境，渗透了他们的文化修养和艺术追求。明本计成《园冶》说，“世之兴造，专主鸠匠，独不闻三分匠七分主人之谚乎？”于是社会上的文人担当起了造园造物的策划者，一些富有智慧的匠师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诠释文人意识与文人审美的传播者和实施者。
      以沈周、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画派继承宋元文人画之长，开创了传统文人画和市井文化雅俗相融的一代新风。经历了明初政治打压的苏州文人，以孤傲的心性不愿再混迹于官场，于是修身养性、放浪情怀，寄情于山水、田野和市井，追求宁静、高远的画风。这种文人的意识和修养，对当时的苏式建筑和苏作工艺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指导作用，也影响着普通市民的心性，使苏州的造物带上了文人文化的印迹。南京博物院藏明万历年间的书桌上镌刻的“材美尔坚，工朴而妍，假（借）尔为冯（凭），逸我百年”的四言诗，就表达了文人的心迹。
      皇室工程和官府作坊的影响和带动也是重要因素之一。“香山帮”一代泰斗蒯祥曾于明永乐年间带领工匠群体晋京营造了众多皇室重大工程，如天安门、午门和乾清、坤宁两宫；明正统年间，又策划领导重建三大殿、五府六部衙署及御花园建造，皇城中文武诸司的营建也大多出于他的擘划，先后被授职“营缮所丞”和工部左侍郎，食从一品俸禄。由此带动了“香山帮”营造技艺的更臻完备。
      北宋崇宁年间，朝廷就在苏设立造作局，南宋建炎元年（1127）又设织锦局。明洪武元年（1368），朝廷在苏设织染局，洪武元年（1368）又设织杂局，止于天启七年（1627），历时259年。清顺治三年（1646），朝廷在苏重设制造局，一直延续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历时260年。由工部掌管的官营作坊和内务府掌管的专供皇室的作坊从全国征调工匠，其中有大量的苏州工匠。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准许轮班工匠全部征银代役以后，应班工匠有机会进入民间。清顺治二年（1645 年）匠籍制度被彻底废除，工匠拥有了自主权。明清两朝宫廷工匠制度的变化，极大地刺激了工匠们的创作热情，也带动了苏州民间制作工艺的提升和完善。
      明中叶以后，伴随着商业化渗透，苏州从官宦、商贾到市民的思想和生活观念发生变化，对生活艺术化的向往，对流行时尚的追求，促进了苏作吸收他人长处，不断创新的意识。各地流寓苏州的工匠带来的工艺文化融合到苏州文化的各个层面。如苏作与徽作在建筑及装饰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流寓苏州的徽州工匠将徽派砖雕的雕镂风格及人文特色带到苏州，使苏作砖雕和徽作砖雕在形制与工艺上有不少共同之处。苏式家具引入我国北方家具的一些长处，如明代以来苏州地区木工惯用的两个家具构件矮老和卡子花（矮老即用于辅助支撑台面框的短柱，卡子花即带有装饰的矮老）就是吸收了北方的优点。又如苏州木雕吸收金华木雕以写实手法运力奏刀的特点，改变了本地雕刻花木叶子筋脉从叶头刻起为从叶根上刻起的方法，再如从各地建筑雕刻上的“结子”变化出百吉、如意、花篮等几十种雕刻图案与装饰方法，等等。

苏州园林建筑内的家具及陈设

      苏式建筑和苏作工艺是苏州地域特定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的产物。这种人文是以人为本，在人创造文化，文化向人生成的长期历史积淀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精神，既是文化艺术风格特色的外在标志，也是文化主体人格通过艺术语言的外在表现，深刻地折射出锦绣江南的历史、人文、民俗、审美和技艺等多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无愧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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